所谓宪法位阶，是指基本义务在规范层级上具有相对于法律的优位性，与基本权利等值，具有约束国家的力量。

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写党的领导，就变得十分敏感。[83]项淳一这样论述当然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但是，除了党中央以外，其他的各级党组织和个人又以什么样的名义才能实行领导呢？项淳一的解释是：当然，党的组织和个人在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时，他是整个党的一部分，是代表党的。

[51] 仔细分析这段话可以发现，彭真这里对党可能犯错误这个问题所做的是正面的回答，即党过去和今后都会犯错误，但自己会改正错误，而没有直接回答一旦犯了错误还能不能领导的问题。彭真的这个说明连同当时宪法修改草案中对党的领导的表述，直到宪法最终通过时，都没有出现改变性的说法，所以，他的这个说明当然就是立宪的原意。在1981年10月16日稿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件大事后，彭真曾亲笔加了一段话，试图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同时，历史事实证明，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1页。从前面的叙述可以发现，1981年的第五次讨论稿和此后几个月的修改稿，都曾力图对党的领导方式做明确的界定，但彭真将重点确定为写历史，用历史来说明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来源，而领导的内容和方式最终被淡化回避了。

彭真在公开的讲话中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多次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的指导思想，并在上述1984年的国营工厂法调研中明确说，党的领导在宪法的序言里作了明确的肯定并贯穿于全文之中。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吉勒特诉合众国案（Gillette v. United States ）。

[20] 比较台湾地区与美国判例可以看出，美国直接适用比例原则审查审查国会税法，台湾地区只同意对授权行政机关规定的技术性和细节性适用比例原则，放宽了由法律规定的所谓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美国对义务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如果税收构成压制性的侵犯行为，则有关税收条款违反了比例原则。一则该时期宪法属于政治原则，二则没有针对基本权侵害的宪法诉讼，故而法律形式保留并无宪法界限，立法权干预基本权利不受宪法约束。

倘若将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完全等同，既降低了基本义务的宪法位阶，又与义务法定所要求的国会保留相去甚远。[⑥]这一方面是说，基本义务必须由法律予以设定，在任何情况下排除行政机关规定基本义务，另一方面是说，被规定为基本义务的行为，鉴于其仍然属于对基本权利的侵害，需保留一定的界限，服从限制须受限制的原则。

另参见United Stated v.Barby,312 U.S. 100(1941),Charles C. Steward Machine Co. v.Davis,301 U.S.548 (1937). [15] 390 U.S.39（1968)美国法院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宗教和良心自由作为兵役义务的宪法界限。除立法机关在涉及义务的法律中不得侵犯基本权利外，基本权利具有优位性，是国家权力的边界，任何国家权力须予遵守，规定义务规范的法律亦不例外。在Marchetti v.United States一案中，对于非法赌博征收联邦职业税，被告人根据权利法案第四条提出反驳，认为对赌博征收职业税，违反了自证其罪原则。

故普通法上称义务为对价，与基本权利具有对等性，税收和兵役义务是个人牺牲财产和生命换取国家维护安宁和秩序的代价。[18]其根源依然在于基本义务对基本权利的最强限制及强制性，说明政治性是基本义务的潜在含义，非宪法化并不影响其根本属性。根据现代商业权理论，征税权是宪法授权联邦的权力，只要国会是出于为国库增加岁入的目的，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征税，都未超越宪法界限。关键词:  基本义务 法律形式保留 强化法律保留 宪法限制 禁止授权   基本义务是宪法强制公民对国家履行的责任。

鉴于美国立国哲学中深刻的自由主义意蕴，一方面未将义务宪法化不影响义务的基本性，他方面适用比例原则审查义务规范、明确宪法界限又展示出法院贯彻限权宪法的坚定立场。从超越权限一面来看，以美国税法为例，税收是国会征税权（taxing power）的行使，最高法院在多个判例中确认征税权需受宪法限制，意味着规范税收义务的立法权受宪法双重限制，即权力和权利。

[⑦]一种是根据是否允许授权的差异，可将法律保留分为简单法律保留和特殊法律保留，或者普通法律保留和强化法律保留。《公约》第19条表现自由附加了相同条件。

法律保留适用于基本义务的依据在于将基本义务等同于基本权利干预（侵害）即基本权利限制，而鉴于基本义务的政治性，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均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排斥将基本义务等同于基本权利侵害，不适用基本权利限制理论予以分析。美国在涉及税收义务法律是否违宪的推理中，适用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认为税收义务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鉴于法律禁止赌博，如果当事人交纳职业税，等于证明自己实施了赌博行为，属于自证其罪，[15]法院支持当事人的主张。[⑧] 简单法律保留指宪法只笼统规定某项基本权利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但并未规定具体的限制条件，其规范词语通常表现为由法律加以限制，或者由法律规定等。立法机关制定基本义务的法律只能以法律形式为之，排除决议、个案及措施性法律。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将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地位扩大到那些出于道德原因，甚至出于公共政策原因而坚决反对服兵役的人。

以美国为例，涉及兵役义务的同类案件的先后裁决甚为不同，[17]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司法决定判然有别。美国对义务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其差异实质在于基本权利限制与基本义务之权利侵害强度的差异，基本义务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强侵害，也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约定，构成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义务法定原则深刻的法理源渊。

早期宪法法院坚持税收不具有宪法界线，其依据是财产权保障公民具体的财产，而非公民抽象的、整体的财产，由于税收并不针对公民的某一具体财产，故税收不违反《基本法》。观察德国宪法法院裁决的论证，可以看出，彼时宪法法院之所以不采纳基本权利限制理论，是因为认为设定为基本义务的税收不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将税收从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宪法上的独立存在，从而既与基本权利干预区别开来，也不受宪法限制。

早期童工税法判决所依据的是对宪法商业条款的旧解释，即联邦商业权不允许联邦规制使用童工的制造业。后者认为，国会征税权的目的可以是国会认为的公共福利。二是基本义务不等同于普通法律义务。  三、强化法律保留之规范内核 强化法律保留与法律形式保留的哲学基础各异。

不可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基本义务法律。倘若将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完全等同，既降低了基本义务的宪法位阶，又与义务法定所要求的国会保留相去甚远。

只有具有民主正当性、由选民选派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基本义务的法律。恰恰由于美国宪法没有明示的基本义务条款，法官在推理过程中不受基本义务理论的前假定影响，而直接检视税收法律对公民财产权侵害的基本权利干预本质，将税收法律等同于一般法律予以审查。

惟基本义务具有双重属性，仅在法律意义上等同于基本权干预，适用法律保留，其政治性何如，不同国家和地区选择了不同的司法法理。例如，在著名的童工税法一案中(Bailey v. Drexel Furniture Co.)，[13]最高法院一方面运用比例原则裁定将税收作为处罚方法不符合目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缺乏关联，另一方面裁定国会违反联邦主义，超越权限，行使保留由各州的权力。

这一推理既是法律保留之比例原则的具体适用，也昭示义务具有宪法界限。尤有进者，虽然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限制同属于基本权利侵害，且俱属于合法侵害，但其哲学基础决定其与基本权利限制具有质上的差异。其法律属性表现为基本义务奉行义务法定原理，需普通法律具体化。[⑦] 宪法保留指某些基本权利由宪法本身设定了限制的目的、条件、范围和尺度。

早期德国宪法法院认为，税收不受《基本法》第14条财产权的约束，[②]不同意税收具有宪法界限，但该观点受到质疑，后宪法法院修正了这一认识，同意税收具有宪法上的限制，其过度侵害可能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其宪法属性是国家成立、存在、运行的前提，构成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前理解。

法律形式保留明确了法律干预基本权利的主导性和优位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会保留，而是一种允许授权的法律保留，保留的内容可藉由授权由行政机关作出。基本权干预之法律保留，通常以普通法律形式之保留为已足，无须达到强化的法律保留（国会）程度，[11]可授权行政机关限制基本权利，只是明确授权明确性为审查标准，要求立法机关在授权的同时，规定授权的目的、范围与界限，并在具体的审查过程中，适用比例原则，审查系争法律手段与目之间的关联性。

基本义务可同时抵触多个基本权利。一种是根据保留形式差异，可将法律保留分为一般法律保留、加权（重）法律保留、无法律保留之规定。